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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结社对阻止集权和保护自由至关重要 [2012-2-2]  

2012-02-03 10:02:20|  分类: 其它博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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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由(美国宪法概论节选)

(转载)1.5五 结社和信仰自由

来源:.饮水思源站WWW bbs.sjtu.edu.cn
(一)权利的来源

结社自由在宪法中并未明确提及。早在17世纪,约翰·洛克曾写道,私人结社对阻止集权和保护自由十分重要。在现代社会中,结社是思想市场竞争和管理政府的至关重要的手段。利益集团和政党竞相争取公众的注意和支持,在此过程中,便促进了民主政体的价值。正如最高法院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亚拉巴马州案”(1958年)中所说:“不容争辩,促进信仰和思想的结社自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所保证的‘自由’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也包括言论自由。”

但是,当一个城市的法令规定允许进入某些舞厅的人只限于1418岁的青少年时,不许成年人进入这些舞厅并不违反第一条修正案的任何结社权。不存在广义的“社交结社”权。促进第一条修正案目标的有表达意义的结社才是第一条修正案所保护的。保护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起跳舞的机会不属于这一类型。见“达拉斯市诉斯坦林案”(1989年)。

同样,信仰自由也不是一项明示的宪法保证。但是象结社一样,它也成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证和正当程序自由所默许的权利。“如果我们的宪法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的话,那就是任何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不能禁止那些将在政治、民族主义、信仰或其他意见方面成为正统的东西。”见“西弗吉尼亚州地方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案”(1943年)。

(二)会员资格和结社行动

假设政府规定参加三K党属于犯罪,情况将会如何呢?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法律违反了结社和信仰自由。结社经常有多种目的,一些可能是合法的,一些可能是不合法的。只凭参加某一组织而予以惩处则会产生结社有罪的效果。在“斯凯尔斯诉合众国案”(1961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只有政府证明以下几点时,才能惩治社团成员:(1)知道该社团的非法目标;(2)有促进这些非法目标的打算;(3)是“积极”会员。很可能,现代法院将对非法目标的提法进行检验,看它是否符合现代经过修改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的要求。见“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1969年)。必须证明该团体有煽动非法行动的具体打算,而不仅仅是鼓吹行动。见“诺托诉合众国案”(1961年)。这些严格的要求有效地制止了政府对社团成员的起诉。但是宪法法研究者应当注意到,尽管这些要求很严格,但它们并不要求把惩罚建立在实际有害的行为上。

如果宪法对结社的保护有意义的话,它必须扩大到促进社团目标的行动上去。限制合法行动的立法必须受到司法审查。在“阿普特克诉国务卿案”(1964年)中,最高法院废除了一项联邦法律,该法甚至禁止所颠覆活动组织的成员申请护照。这一法律违反了体现在结社自由中的旅行自由,可以说旅行自由是经过两次派生才出现的权利。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克莱本五金公司案”(1982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在没有证实引起破坏性结果的行为是非法的情况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或它的成员都不能被认为对为争取民权而开展的抵制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负责。

“结社的权利不能只是因为该团体的一些成员参与了不受宪法保护的某项行动或鼓吹了某项不受宪法保护的原则,就失去了所有的宪法保护。”不能根据受保护的非暴力行动的结果强索损害赔偿。除非政府证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曾授权从事引起损失的非法行动,否则,强加责任将“妨碍政治结社权利,这是不能允许的”。

像“克莱本案”中的这种受保护的政治性抵制活动应当与不受保护的经济抵制活动区分开来。一个社团对法院指定的律师代表穷人争取更多补偿所作的抵制,根据反托拉斯法属于贸易限制。抵制律师行动中包含的表达成分不足以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参加这一非法抵制的人是为自己寻求经济上的好处,与“克莱本案”的民权抗议者不同,后者没有“为自己寻求特别好处”。见“联邦贸易委员会诉高级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案”(1990年)。

宪法法研究者不应认为,上述原则要求政府公平地对待所有团体。例如,政府决意给一些团体某些赋税减免,但是拒绝通过给与税收上的好处支持其它团体的游说活动,这种做法并不违反第一条修正案。“国会只决定不为该组织的游说活动支付经费。我们再一次驳斥‘这种看法:除非第一条修正案的权利得到州的补贴,否则就不会充分实现。’”见“里甘诉向华盛顿州全体代表征税案”(1983年)。

“里甘案”中所表达的思想,即“立法机构不对行使基本权利进行补贴的决定并未侵犯这一权利”,在“林诉美国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国际联盟案”(1988年)中再次成为判案的依据。

联邦的一项法令规定:

1)有成员参加罢工的家庭不得参与食品券计划;

2)一个家庭不得因参加罢工成员收入的减少而得到更多的食品券。最高法院反驳了认为此法侵犯了罢工者和他们工会的结社自由权,以及罢工者与家庭的关联权的论点,维护了这一法令。法令并没有规定个人不能与家人一起就餐,也没有直接地和实质性地对家庭生活进行干与。同样,法令也没有规定工会成员“不能为罢工而结合在一起。”当然,如果在罢工期间能够得到食品券,罢工者的情况会好一些,但是结社自由没有“要求政府提供资金,以最大限度地使罢工者行使结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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